2021年度研究院研究人员共发表论文26篇，其中国内A级期刊论文3篇，优秀期刊论文1篇，B1级论文6篇，B2级论文2篇，C刊论文5篇，其他论文9篇。

铁瑛、黄建忠、徐美娜，“第三方效应、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中国策略：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的量化研究”，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罗明津、铁瑛，“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金融研究，2021年第8期。

摘要：具有水平差异性和垂直自我深化的区域经贸深度一体化正在成为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之一。本文依据自由贸易协定（FTA）条款异质性，构建了完整立体的FTA深度指标测度体系，实证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深化的动因与路径，并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探讨了我国深度参与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战略。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同质性的FTA，第三方效应对于深度FTA缔结和深化同样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但因FTA的异质性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1）第三方效应对覆盖货物贸易深度自由化或经济合作类条款的FTA缔结与深化具有较强解释力，但对覆盖服务贸易、投资或是政治性、科研合作性质条款的FTA缔结和深化中的作用会受到明显削弱；（2）相较于“北—北”国家对，国家对保有深度FTA数量差异的负面影响在“南—北”国家对中会受到明显削弱；（3）第三方效应随着年份的推移，也表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基于经验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回顾了中国参与区域经贸深度合作的历史与现状，为我国现行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近期一系列区域经贸合作重大举措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基于本文的结论，建议在区域经贸合作领域采用“先量后质”“以量促质”“重点突破”的发展思路，先通过推进浅层和宽松的贸易自由化实现国际经贸合作关系网的快速延展，针对既有FTA有选择地尝试提升深度水平，探索并推广“中国文本”。

铁瑛、刘逸群，贸易中介、信息不对称与不稳定出口关系，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2期。

摘要：已有理论普遍认为,出口关系一经建立便会长期维持,但现实中出口关系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本文基于2000—2016年的长观察窗口识别了中国的不稳定出口关系,尝试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从贸易中介视角对不稳定出口关系的发生进行解释。基本事实显示,不稳定出口关系占比高、发展快、分布广、潜力大,是普遍存在且需要重视的出口现象。本文引入贸易中介拓展已有理论框架,发现贸易中介通过“出口固定成本分摊”与“信息溢出”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基准研究表明,贸易中介提升了不稳定出口关系发生的概率,降低了其中一次性出口发生的概率。基于异质性贸易中介的研究发现,普通中间商代理固定成本分摊效应,其影响与基准结论一致,专业中间商提升了一次性出口发生的概率,刻画了信息溢出带来的“被动出口”,这一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或不稳定性程度不同的目的地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拓展性研究发现,贸易中介通过固定成本分摊机制会使得原有的“出口关系稳定度—生产率”排序趋于无序化,企业混同进行不稳定出口和稳定出口。本文研究意味着不稳定出口关系是中国出口广泛存在且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推进出口“稳中求进”有赖于引导和规范贸易中介行为,降低企业出口固定成本。

Wang, Yehui;Liu, Jianxu;Tang, Yuxuan; Sriboonchitta；Songsak, Linkage structure of China’s housing market and its risk-defusing capability,Soft Computing, 2021,25(12):1-14。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ny recent fears of severe house-price decreases in some provinces in China causing a nationwide collapse of the housing market.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linkage structure of China’s housing market and its risk contagion routes. Given monthly data of provincial housing and stock-market capital returns from 2001M01 to 2019M12, on the basis of graph theory,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linkage structure of provincial housing markets. Relying on the linkage structure, this paper then simulates the effect of unexpected negative shocks from the stock market on the probabilities of a housing-market collapse based on the epidem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 consistently with practical evidence, the probability of housing-market collapse is relatively high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and (ii) reducing housing-market linkage, such as through a blocking mechanism, to prevent collapse is helpful.

余丽丽、潘安，“价值链互动与反馈视角下中国部门增加值出口攀升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

摘要:研究目标：基于价值链互动与反馈视角研究中国部门增加值出口攀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增加值贸易核算和阶梯式结构分解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全球产业链重构已成基本趋势，中国国内价值链及其最终需求是维持世界经济稳健的重要因素；中国寻求价值链突围的关键在中高/高技术制造业和商务服务部门，前者主要受增加值率提升、与发达经济体的国际产业关联变动、发达经济体最终需求变动的影响；后者主要受发达经济体的前向国际产业关联变动以及外需变动的影响，但亟待解决增加值率较低的问题。研究创新：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将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反馈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采用阶梯式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垂直分工效应、外需变动等因素对中国部门增加值出口变化的影响。研究价值：对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调整产业布局，实现增加值收益攀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墨丝，“欧美日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博弈与合作”，国际贸易，2021年第2期

摘要：欧美日有关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已经展开。美国利用其在数字经济和贸易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大力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欧盟凭借其完善的数据保护法律制度，积极推广以充分性决定机制为代表的数据传输欧洲模式。日本基于制造业优势主推可信数据自由流动倡议。由于欧盟和日本产业利益接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相似，意图共同主导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抗美国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欧美日三方也通过各主要国际论坛加强合作，形成广泛适用的国际数据流动规则，达到共同对抗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目的。我国应当借鉴欧美日的相关做法，适时提出并积极推动中国版跨境数据流动主张，以及有利于己的数据治理倡议。

阎虹戎、严兵，“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研究——基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2021年第3期

摘要：随着中非产能合作的推进，全面评估中非产能合作效应对于促进产能合作政策的完善以及中非全面合作关系的深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从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视角评估了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研究发现，中非产能合作起到了化解国内富余产能的重要作用，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这一效应主要来源于生产侧，对消费侧的影响尚不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中非产能合作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产能利用率水平及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且仅具有短期持续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非产能合作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要素产出效率渠道作用于生产侧，并未通过要素投入数量渠道发挥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尽管中非产能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参与企业和东道国具有较高要求，利用中非产能合作化解国内富余产能仍需采用循序渐进方式，并充分挖掘从消费侧提升产能利用率的潜力。

王金强、黄梅波、崔文星：“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主权债务治理困境及其应对分析”, 国际经济评论, 2021年第4期

摘要：主权债务问题是国际发展长期积累的全球性问题。在当下全球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债务治理框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债务国、传统债权国和新兴债权国的博弈框架已经逐渐展现。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那些遭受疫情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状况持续恶化。而部分西方国家却将主权债务问题不断政治化，大肆宣扬“债务威胁论”与“债务责任论”，不仅肆意夸大债务国的主权债务风险，将债务国的主权债务问题与中国的发展融资进行联系，还支持发展中国家构筑“抗债”统一阵线，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债权国的债务减免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大国间的政治博弈直接冲击了传统的主权债务治理范式，形成了全球主权债务的治理困境。中国需要充分利用此次疫情冲击产生的危机效应，以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导向，将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与主权债务治理体系的改革相结合，将当前对中国等新兴融资者的污名化指责转向对全球主权债务治理体系的反思和重构；在充分了解债务国合理减债诉求的基础上，尽快与相关债务国开展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谈判，确立债务减免的样板国家。中国还需要积极利用现有的发展合作平台，加强与其他新兴债权国和新型发展融资机构的协商，以避免形成债务隔阂。

阎虹戎、刘灿雷、高超，“企业减税的劳动市场效应与员工工资”，国际贸易问题，2021年第8期。

摘要：以工资增长带动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是推动国内大循环发展的重要方面。面对国内劳动要素成本的持续上涨,减税政策在助力中国企业发展的同时,是否能够进一步惠及劳动要素市场,提升企业员工工资?本文采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以2009年增值税改革为例,实证考察了减税政策对员工工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有助于提高员工工资;从政策效应的异质性来看,减税政策对员工工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高固定资产依赖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一步的机制解析显示,减税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为员工加薪提供足够的增长空间,即增长效应;减税政策产生了有利于员工群体的分配效应,使员工能够分享到因减税而带来的收益增量。本文从劳动要素收入方面,为评估企业减税的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通过检验减税政策在提升员工工资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企业减负与员工加薪之间的双赢格局提供了经验证据。

铁瑛、刘啟仁，“银行管制放松、融资约束与人力资本升级”，财贸经济，2021年第11期

摘要：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劳动力细分技能信息，并匹配银监会网站所提供的银行分支机构数据，考察了银行管制放松对企业人力资本的微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银行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升级，这一结果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下保持稳健。与此同时，银行管制放松还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地提升了企业支付技能溢价的能力、研发投入、资本品投入与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升级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拓展性研究还发现，本文的基准结论银行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1）促进了技能劳动力就业，但阻碍了非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技能劳动力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从而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供需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2）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本均更大程度上受益于地方银行发展所引致的融资约束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本文的基准结论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对于融资手段更多样化的上市企业同样是成立的。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深化银行业改革，推动银行管制放松不仅使得人力资本投资事半功倍，而且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保障。

余丽丽、彭水军，“国内价值链分工位置、增加值收益及产业链分解”，经济科学，2021年第3期

摘要：本文测算分析了国内价值链下分工位置的决定因素及其与增加值收益的关系，考察了分工位置背后不同生产阶段的增加值流转情况，并识别了增加值收益及其流转的关键生产链条。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正逐步拓展与深化，这将促进区域间经济联动但分工位置与增加值收益率并不一定有明显的相关性；上游度主要由满足其他省份最终品需求的生产活动决定，下游度则由自身中间投入和国内进口中间投入共同决定；增加值收益的关键路径来自发达地区最终需求引致的自身生产，增加值流转的产业链条更加复杂化和隐蔽化，主要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对建筑业、服务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的最终需求，经过省际间产业和贸易联系，引致河北、河南等省份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业的生产。

张磊、徐琳，“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中国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构建”，国际贸易，2021年第5期

摘要：近年来国际贸易形势发生显著变化，对我国高水平开放中构建 “稳外贸、保就业”风险防范体系提出迫切要求。2017年上海曾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调整援助试点办法》，此后又组织展开试点实践。借鉴国际经验，针对国家“双循环”发展要求与近期相关试点实践经验，文章认为我国的贸易调整援助应立足企业跨国供应链调整明确政策服务范围；保证政策“合规性”并关注企业“获得感”；构筑跨区域政策服务网络；优化资金管理和项目评估机制；针对各类执行问题创新工作手段等。

张馨月、铁瑛（通讯作者），“银行结构性竞争与企业危机后恢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摘要：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运用我国地级市银行发展信息，在微观企业层面考察地方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与危机后经济恢复的关系。本文研究表明，城市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危机后恢复的概率。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加剧通过满足企业外部流动性需求，保证企业现金流安全来促进企业危机后恢复。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企业危机后恢复的促进作用在城市商业银行数量较多的城市有所减弱；而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较多的城市则得到加强。本文研究表明，推动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提升银行业结构性竞争水平是我国应对外部负面冲击，增强国内经济体系韧性和活力，促进经济危机后恢复的重要金融保障。

黄梅波、段秋韵，“‘数字丝路’背景下的中非电子商务合作”，西亚非洲，2021年第1期。

摘要：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制造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非洲大陆,电子商务的引入不仅会给非洲各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挑战。近年来,非洲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中国是电子商务大国,中国提出"数字丝绸之路"新概念后,中非双方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也在快速推进。中非电子商务合作既有非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水平日益提高、非洲各国政府纷纷出台鼓励政策等利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也存在诸如信息网络安全问题、电子商务人才缺失、基础设施基础较差等制约因素。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在符合双方国情与利益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电子商务合作。 

黄梅波、段秋韵，“开发性金融在公共卫生防疫中的作用——以世界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为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摘要：国别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重点受其国别发展阶段及发展目标的影响,但逐渐也开始介入卫生防疫领域。近年来全球重大卫生事件的频频暴发,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急需强化对卫生防疫领域的支持,同时解决结构调整计划中不利于卫生部门发展的附加条件及援助碎片化等问题。国别开发性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对卫生防疫领域的投资,并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杠杆和导向作用。 

黄梅波、胡佳生，“非洲自贸区的建设水平评估及其面临的挑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

摘要：非洲自由贸易区对非洲大陆的产出、贸易和福利都存在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国家和部门之间存在异质性。目前非洲各国对AfCFTA的承诺水平和实施准备仍存在动力不足、行动滞后的问题。基础设施薄弱、各国的患得患失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是非洲自贸区推进受阻的主要原因,非洲各国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推进非洲自贸区的建设。中国作为非洲国家坚实的友好合作伙伴,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发掘非洲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机遇,推进中非合作的发展。 

徐美娜，“数字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入与扩张决定：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

摘要：数字技术发展促成数字平台这一全新组织的出现，它是数字服务创新与提供的载体，更是数字企业间构成数字生态系统的核心。本文基于2011-2020年数字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层面数据，从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角度，研究数字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入与扩张决定因素。回归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地区）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显著提高“后来者”新进入和扩张的投资概率。随着数字企业在东道国（地区）投资深化，上述正效应有所弱化，但东道国（地区）数字市场发展是持续引资的补充机制。工具变量估计等检验结果证实上述结果稳健。东道国（地区）既有的平台型数字企业与其他数字企业的竞合关系解释了以上关联。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非同源母国的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相较于同源母国的引资作用更大；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对非平台型“后来者”相较于平台型的引资作用更大；在强制执行合约的法律成本更低、沟通成本更低、市场规模更大的东道国（地区），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的引资作用更大。本文的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从投资国视角，为理解中国数字企业对外投资中东道国（地区）既有平台型数字企业的正向作用以及发生条件提供微观证据，为政策层面引导中国数字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去向提供决策参考；从引资国视角，有助于理解促进平台型数字企业集聚对中国引导数字跨国公司投资流向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发展壮大本国数字市场的重要性。

姜璐、吴雨浓，“技术促发展：非洲ICT领域的发展与国际合作”，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2期。

摘要：技术创新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角色。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日益普及已然给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然而这一技术的全球扩散却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与包括非洲在内的欠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仍在不断扩大。本文旨在从“技术–发展”关系角度，阐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ICT在非洲大陆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国际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非加强在ICT领域合作的必要性及方向。研究表明，过去20年余年间，在联合国及非盟推动下，不少非洲国家已经开始积极推动ICT的普及与应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与非洲在ICT领域的经贸与发展合作正在不断扩展与深化；相较而言，中非目前在ICT领域以商贸合作为主，发展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鉴于非洲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限制，我们认为，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是推动非洲ICT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在ICT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使非洲得享ICT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红利，同时避免非洲在这场技术升级中进一步拉大与先进国家间的差距。

Lu Jiang，“South Africa-China Relations of Seven Decades (1949-2019): Review and Reflection”，South Africa-China Relations: A Partnership of Paradoxes，Chris Alden and Yu-shan Wu eds.,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Abstrac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different phases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from initial non-official interactions to comprehensive inter-state relations. Despite a rapi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since 1998 when the two established formal diplomatic links, a few factors still contribute to a ‘sense of distance’ and impose challenges to the proclaime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t is argued in this article that, apart from the economic frictions, the ‘African agenda’ which occupied the centrality of new South Africa’s foreign policy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ed its dealing of relations with the PRC after 1998. It is since President Zuma’s term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seems to have accelerated. That said,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values also added to the ‘sense of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leaves certain uncertain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Africa–China relations.

周瑾艳、姜璐，“埃塞俄比亚：疫情与冲突中寻求经济和政治转型”，《非洲发展报告》，No. 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摘要：新冠肺炎与国内安全和治理问题叠加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造成冲击。作为人口大国和航空枢纽，埃塞疫情关系到整个非洲的疫情防控。埃塞政府采取封禁措施、调动国内外医疗资源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埃塞政府的财政收入、债务偿还、外商投资和就业，全球价值链收缩为埃塞制造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带来压力，但阿比政府从政府主导投资向市场化转变的经济改革方向仍将继续。因疫情推迟选举，埃塞国内政府分歧进一步加大，政治动荡不断加剧，特别是提格雷地区武装冲突及其后续影响可能给埃塞此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前景平添更多阴霾。埃塞仍是非洲最有能力和韧性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国家之一，疫情对埃塞的政治经济造成多大影响取决于疫情的传播、疫苗的接种、埃塞政府的抗疫措施和经济恢复措施，以及埃塞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转型。

姜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结构探索”，《非洲结构转型与中非经济合作》，人民出版社，2021。

摘要：经济结构转型——特别就撒哈拉以南非洲（撒南非洲）而言，表现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从传统农矿业向生产率和附加值更高的现代工业与服务业的转型——对于相关非洲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更根本性地削减贫困、促进包容性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历史的维度看，撒南非洲的经济结构转型之路颇为坎坷：早期因受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影响，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自然过程被中断；独立后曾雄心勃勃地推动工业化，却限于知识、经验、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未能成功；本世纪以来，不少撒南非洲国家再次提出结构转型议程，但相对薄弱的国家能力与层次不齐的发展意愿仍构成转型与发展的阻碍，且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限制了欠发达国家采取产业政策的自由度与力度，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后者在全球价值链乃至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边缘”地位。故而，撒南非洲国家的结构转型不仅过往曲折，前路仍旧任重道远。本文主要旨在回顾和述评殖民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独立至今，撒南非洲经济结构的发展历程与转型探索，分别围绕“殖民经济遗产与非洲早期工业化的兴起”、“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1960-70s）”、“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1980-90s）”以及“21世纪的结构转型探索（2000s-10s）”四个部分展开。

Angela Harding, Lu Jiang,Ward Anseeuw, and Chris Alden，“The Drive for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griculture: Comparing South Africa to the Continent”，South Africa-China Relations: A Partnership of Paradoxes，Chris Alden and Yu-shan Wu eds.,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hinese-driven agricultural projects in South Africa in the context of how China is engaging elsewhere on the conti- nent. Our analysis situates these projects in the framework of broader Chinese-driven agro-investment dynamics on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These projects not only reflect the differing dynamics and practicalities occurring on the ground in Chinese agro-investments more generally, but they also highlight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South African context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investors realising ambitions in this sector,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investment drive led by President Ramaphosa.

黄梅波 胡佳生，印度新冠疫情的演进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下的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摘要：全球疫情背景下，人权和经济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印度作为疫情的重灾区，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超7万，累计确诊突破400万，位居世界第二。对印度的疫情进行分析，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因此，本文将梳理分析印度疫情发展历程、印度疫情极速恶化发展的原因、印度政府的表现以及印度的疫情的未来走向。同时，本文还从GDP、消费、贸易、金融市场、PMI、中小企业以及失业等方面来全面探析疫情对印度经济的影响，以及印度政府出台了哪些经济政策来应对这些影响。最后，结合上文分析，给出对印度疫情及经济发展的判断。

黄梅波  张学东，“新冠疫情叠加金砖机制：中印关系的挑战与机遇”，《新冠疫情下的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摘要：金砖国家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中国和印度极具代表性。中国是全球疫情防控最为迅速有效的国家，而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第二波疫情的爆发不免让人担忧。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中印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重合位置所导致的竞争态势，印太战略的推进也使得中印关系进一步走向对抗。后疫情时代，中印将如何影响全球产业链的重塑？疫情叠加金砖机制，中印关系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本文认为，中印关系虽然有恶化趋势，中印关系的基调仍然是合作，至少不会走向公开对抗。中国可从国内发展战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全球治理合作以及中印边境冲突等层面明确中印经济外交关系的基调并把握其走势。

Huang Meibo, Niu Dongfang, How China Lends: Truth and Reality, Global Times, July 25, 2021

Abstract: In March 2021, western thinktanks issued a report titled “How China Lends: A Rare Look into 100 Debt Contrac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por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rgumentation method and process of the report lack scientific basis, and its conclusions are therefore untenable. The contract samples used in the report fail the test of legality, authenticity and relevance of evidence. And the article responds the report on confidentiality clauses, on “No Paris Club” clauses and on special contract terms .

Huang Meibo,Wu Lingfa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halleng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d Solutions of China, Finding a Way to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Cases of China and Per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Abstract: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data,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s found in the study. While the countries such as Argentina, Brazil and Peru have been trapped in middle-income stage for a long time and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and India have poor infrastructure quality and large investment gap, China, which is also an emerging economy, has established a high density, well developed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covering the whole country in the past 40 years successfully.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inly relies on government financing (mainly from government debt and land finance) and adopts the separated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 mode. China’s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on one hand and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problems on the other, such as high debts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rising housing prices in big cities. It is hoped that China’s infrastructure experience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