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到美国大选揭晓，连带着在欧洲和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生诸多“反常”的现象，2016年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不断的多事之年。面对全球范围内上演的一连串逆全球化而动的“剧目”，政经媒体和学界惊呼“反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以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如何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提出了挑战。
“反全球化”思潮“逆袭”挑战全球多边治理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使西方国家摆脱了经济“滞涨”的困扰。同时，科技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为全球市场一体化，实现更加广泛的资源优化配置与规模经济，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各国都是经济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的获益者，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尤其如此。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迄今为止经济复苏形势的复杂演化，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失衡、经济复苏进程中的利益分化和全球治理现有机制的乏力无奈在国际、国内引发了多层次、多元化主体的矛盾冲突，全球化面临着遭受挫折和倒退的风险。
一、来自“反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长期而言，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随着美国特朗普新政府的上台，从其竞选纲领、阁僚成员和政策理念来看，对传统政治精英主导的全球化持批判、拒绝乃至逆转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清晰可见的。可以说，美国新政府的“反全球化”倾向是全球化中短期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特朗普竞选、执政主张的要点被媒体概括为“特朗普经济学”，其九大方面主张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在外交方面，他主张废弃TPP、重新谈判NAFTA，反对新移民和“修筑美墨边境长城”，主张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和征收“惩罚性关税”，声言减少国外驻军与增加同盟国的军费负担；在内政领域，特朗普力主“让美国更伟大”,主张通过降税增加制造业回流与国内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方案和削减部分高福利以刺激经济增长。基于“商人哲学”的执政理念，特朗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精英信仰和追捧的价值观，从已有的追踪分析来看，特朗普甚至将着手对美国政府的贸易、财政等部门、人事和权力架构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造重组，摆出了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准备开打“贸易战”、“货币战”的姿态。
从特朗普秉持的价值观及其初现端倪的执政风格来看，尽管美国固有的法律和政治体制对总统权力有所限制，但新总统的部分竞选主张和新政府的政策倾向仍将在较短的时间内陆续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基调。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基调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引发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关系的一轮连带性或应对性调整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全球化进程短期、甚或中长期内都会受到狙击，国际政治热点区域与经济核心地带的新老问题、矛盾进一步被激发并复杂化，导致全球化出现明显的倒退。如此主要国家包括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步伐也会受到迟滞和干扰。
二、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开放立场分化与否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显著的影响。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同时，中国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但是相对而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基础还比较薄弱，其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大于发达经济体。因此，当总体上经济状况较好和外部环境较为宽松时，新兴经济体内各方较易于形成一致的立场，而当此经济持续下行且情势分化明显之际，彼此之间的立场却容易出现差异。我们看到，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前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实力得到普遍跃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也明显增加。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速下滑明显，内部立场出现分化态势。在此背景下，未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的经济走势，是否影响到迄今为止其对全球化所秉持的立场和态度，将是全球化面临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从过去全球治理的经验来看，新兴经济体经济稳定和实力的加强有助于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有利于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构，因而有利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反之，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下行和力量分化，则会产生不利的效果。
三、来自欧洲“乱象”长期化与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挑战
长期以来，欧美居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地位，因而没有美国、欧盟参与推动的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曾几何时，上世纪90年代欧盟东扩增加中东欧成员国的进程气势如虹。然而反观现实，发端于英国的“脱欧”运动逐步在意大利、法国等“老欧洲”和其他一些“新欧洲”国家持续发酵，“脱欧”意识或政治主张在部分国家朝野甚嚣尘上。尤其是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老牌大国，长期处于欧洲一体化的“领头羊”地位并且其经济、货币与财政、政治和法律等深度融合于经济一体化之中，围绕着“脱欧”展开的论争和实际行动具有长期化的趋势。各种力量的角力必然形成对欧洲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阻碍及困扰。与此同时，因欧美和某些国际外部力量介入干预而导致的阿拉伯世界动荡不安，产生了日益增多的国际政治热点、宗教纷争、局部战争和“难民潮”，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引发了包括欧美在内的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复杂矛盾，加剧蔓延之势，此类纷争也对全球化造成前所未有的干扰。
“反全球化”的背后是新民粹主义思潮泛滥
传统意义上，民粹主义的民意一般偏于宽泛，政治主张模糊不清，极易于被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客挟持，甚至被“精英主义”所利用。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并在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的，却是以选择性民意为基础形成鲜明政治主张的“新民粹主义”思潮。“新民粹主义”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高度国际化或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民粹主义主要散见和作用于某些国家或局部地区，随着此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新民粹主义”借势于跨国寡头垄断资本、金融巨头对超额利润的攫取及各国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经济，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社会改革停滞不前引发的尖锐矛盾，也得益于信息经济与互联网革命之便利，形成国内外同气连枝、遥相呼应的高度国际化或全球化的状态。
第二，政经背景强大而深厚。传统上，民粹主义较易于在一国知识阶层和商人、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弱势群体中滋生，其经济实力弱小分散、民意群体小众脆弱。“新民粹主义”则不然，它们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弱势群体而且泛滥于极为强势的知识资本、金领阶层、媒体精英,以及经过一度强盛发展的中产阶级和经济实力雄厚的非政府组织之中，其中不乏在这些群体中成长起来、渗透于政经各界并已经掌握部分实际权力的精英，因而政经背景强大、社会影响力极强，资源动员的范围和力度广泛而深厚。
第三，民意基础日益广泛。20世纪80年代以来剧烈的全球化虽然造就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经过这轮战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国内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除少数暴富和垄断利益集团外，社会各阶级、阶层普遍产生了痛楚挫折、失落焦虑和对现状的强烈不满，遂使“新民粹主义”取得了空前广泛的民意基础。
第四，积淀绵厚，具有集中爆发力和很强的破坏性。长期累积、持续增强的“新民粹主义”犹如一座座外表冷峻、内中炽烈的“活火山”，在相关国家和区域的行业、职业、人群中都形成了激烈的利益对立关系，在某些外部突发事件甚至不对称信息的冲击下，极易于造成瞬间爆发的“民主暴力”、社会暴乱与群体对抗，有时造成巨大的秩序破坏和混乱。
笔者认为，“新民粹主义”泛滥与全球化遭受逆袭具有很强的内在因果关系。究其根本，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复苏困难是外因，急剧的全球化所招致的世界经济传统格局松动、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失衡和各国国内收入分配中严重的贫富不均则是“罪魁祸首”。
其一：世界经济传统格局的松动。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大国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冲击传统国际经济格局的同时，一方面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利用外资和工业化水平，促进了经济实力与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了中产阶级、产业工人的规模，进而激发了更加广泛的民粹主义意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贸易摩擦，冲击了发达国家产业基础，削弱其国内投资能力和减少其就业机会。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壮大与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群体在感受这种“伤害”的过程中，对未来的“恐惧”、不安定感随之增强，社会意识倾向于保守。
其二：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失衡加剧大国政治、外交冲突，并造成社会认知的迷失。典型的事例如中美、中欧之间贸易失衡，贸易摩擦与投资收购事件不断增加，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参与国际事务能力上升，其话语权迅速扩大，在跨文化沟通不足、欧美各国权势政客和恶意媒体的煽动下，引发了欧美国家社会普通民众对中国经济成长认知上的偏差误会，产生了对新兴大国贸易、投资中“倾销”、“汇率操纵”、“投资威胁”、环保不利等误解。
其三：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经济结构变化带来许多新的社会结构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全球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国际化程度差异较大的区域、行业之间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均，特别是在老龄化、城乡差距、种族歧视本就较为严重的国家,这种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的状况极为突出。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
其四：“缺位”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各国政治、社会改革停滞成为“新民粹主义”泛滥的温床。过去20多年经济全球化获得飞速发展，相比之下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则乏善可陈，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社会改革停滞不前或相对迟缓。在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呼声加大，相关国家贪腐、专制、暴富与民生凋敝、文化禁锢、贫困之间矛盾加剧的情势下，“新民粹主义”得以抬头蔓延。
我们看到， “新民粹主义”具有较为广泛、复杂的民意基础，是一种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元素。其中， “左翼”民粹虽然包涵诸多社会公平、公正和改革、改良的意识及主张，但也表现出较激烈的价值观取向；而“右翼”民粹则暴露出极端的民族主义、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在经济政策上突出主张反对移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国内就业、鼓励产业和资本“回流”等。在金融危机与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新民粹主义”的右翼势力迅速增强。目前，“新民粹主义”泛滥的现实已经成为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获胜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并继续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入阁人事及政策取向中得到体现。从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来看，“新民粹主义”有进一步在欧洲主要国家和若干局部热点区域发酵的趋势。这种状况对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外部国际环境稳定、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模式转变等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
以大国战略定力应对严峻挑战
面对全球化遭受的逆转现象，中国作为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倍受国际国内关注，面对严峻挑战，我国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具体如下：
一、理论定力
1、坚持以发展为取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对立统一。全球化在欧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逆动，关键在于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金融危机以来，贫富分化已经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激烈矛盾的集中表现。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能够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深刻理解坚持改革开放中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和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内涵，把握好“两个一百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四个全面”的目标关键。
2、批判、改造、吸取和借鉴运用以价值为取向的西方经济学。尽管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对经济金融危机束手无策甚至难辞其咎，对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也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是仍然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发达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归纳总结形成的，对市场微观主体产权边界、产业组织和市场运行机理、宏观政策干预经济效应等方面的理论解释或描述仍然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导致的当代经济问题与实践教训方面，我们应当采取批判、改造、吸取与借鉴运用的科学态度。
3、以创新、和谐、发展的全球治理为目标，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所处变局的根源，在于全球化不同经济体力量之间发生的失衡与“再平衡”角力，在于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体制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在于全球化中各种国际、国内利益集团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在于少数“自私自利的精英集团”对经济利益的垄断和社会大众长期累积的不满。我们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以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为目标，以建立创新、和谐、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目标，反对“以邻为壑”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来重新架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政策定力
加强政策定力的关键在于加快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面对国内产能过剩、国外需求不足的格局，需要政府加强公平监管与供需调节，健全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财税与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在现阶段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阻力重重的复杂局势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不足的“短板”尤其明显。因此，我国需要继续加强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快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不断丰富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同时，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维护社会公正和民主权利，加快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促进民生改善和普惠社会大众，反对利益垄断与两极分化，坚决打击贪腐犯罪，加强法纪监督和促进国企改革。
战略定力需要经济实力为基础。在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和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任务过程中，首先是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改革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在国企混改与市场竞争之间，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都要形成良性的互动联系。其次是处理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人口就业、收入稳定增长的关系。既要加快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的转变，又要顾及企业关、停、并、转可能带来的社会失业和贫困人群问题。再次是处理好国内改革与国际协调的关系，要处理好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深化改革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已经较高、总体规模高居世界第二的今天，推进国内改革与加强国际协调对我国稳定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道路定力
坚持全球化的战略取向和道路选择。事实与经验表明，全球化给参与各国带来了普遍的净经济福利，中国作为获益者之一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全球化遭遇逆境、“新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之际，积极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既是我国现实需要，也是一份大国责任。
1、坚持“和平与发展”战略判断与合作基调，加快研究提出系统集成的全球化合作“中国主张”。在坚守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坚持“不挑事、不怕事”，“不对抗”、“合作共赢”是战略定力的最好体现。在当前全球化遭受“逆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间，“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也可谓源自战略定力的从容和淡定。在国际经贸合作中，要积极发挥好“G20杭州峰会”和即将召开的“金砖国家首脑（厦门）峰会”的平台作用，加强研究并提出系统集成的（而非碎片化的）“中国版”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倡议和主张。
2、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区（FTA）战略，凝聚全球化的中间力量和积极因素。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我国有必要通过“一带一路”、自贸区及其相关的战略，积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金砖国家首脑峰会”等政经机制作用，团结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开展务实有效的经贸合作，防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立场、力量的分化，形成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基础力量。
3、积极推动WTO与诸边贸易投资协议谈判，坚定维护全球化已有成果。以WTO为蓝本，全球范围内诸边、小诸边贸易投资的谈判对于相关国家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落实“21世纪发展议程”和促进发展中国家权益、开展关税削减、农产品补贴问题等国际重点领域的合作还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全球化取得的初步谈判成果是国际社会认同的不容倒退的“底线”，我国应当积极推动并坚定地加以维护。
4、积极开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贸合作战略对话，维护全球化的良好秩序环境和稳定发展态势。中欧、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泛，在国际政治的热点如“朝核”、“难民”问题，反恐、打击“海盗”、防止跨国犯罪等问题上加强磋商和协调立场；在全球治理和经贸合作现有机制改革、环境和气候问题、贸易摩擦、汇率等传统领域加紧谈判与推进合作；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新一代规则的谈判中，多方协调好国家采购、国有企业与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保护等关键领域的渐进路径等。我们应当通过开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贸合作战略对话，维护全球化的良好秩序环境和稳定发展态势。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黄建忠工作室、上海市高校知识服务平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