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劭恒（1913年—2009年），江苏无锡人，教授。1933年和1935年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和法学院。1946年2月至12月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秘书兼助理检察官。1961年进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任教，曾担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周汉民（1957年— ），浙江镇海人，教授。1983年从我校外贸经济系经济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从我校国际经济法系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国际经贸研究所所长、法学院院长、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浦东新区副区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忆我的恩师裘劭恒教授
周汉民
转眼间，又到了9月。七年前——2009年9月22日，恩师裘劭恒教授与世长辞。七年间，时常想写一些追忆的文字，但又恐力有不逮，有负我内心对恩师的无限崇敬。
1979年1月，我终于踏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即今天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时值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际，由于复校工作的艰难，让我们78级新生拖延半年后于1979年1月9日入校。当时，书本是油印的，校园的礼堂就是我们的食堂，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求知求学的热情和争分夺秒抢回流失时光的充沛干劲。转眼到了大三，有一天出现了一位校领导，身材伟岸，满头银发，谦和睿智，举止高雅，后来得知这就是我们新来的副院长裘劭恒教授。我依稀记得在大学期间，我只听过一次他的讲座，是关于英语习惯用法方面的，内容早已忘却，但裘先生美丽而动听的英语，精准而简约的表达，尤其是他循循善诱、目光如炬的表情，今天依然深深地铭记在心中。当时我就萌生出一种想法，如能成为裘先生的学生，该是多么的荣幸啊。转眼间，四年的大学生涯行将结束，学校郑重决定，我将留校任教。留校后，对外经济系主任告诉我，考虑到学校的国际商法教研室需要新生力量，我将入该教研室任助教，还特别告诉我该教研室的老师皆是裘先生的同学和故交，人称五老。入教研室后，我方感悟，国际商法何其精深博大，源远流长，只有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真正入门，进而有了考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念头。
我内心的一个坚定想法是：要考就考母校的，要考就考裘教授的。但当时，母校和裘教授都未招收研究生。母校想方设法对我精心培养，先后派我去武汉大学法律系进修国际法课程，并在中国贸促会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实习，而后者就是由裘先生亲自关心和推荐安排的。1984年初夏，学校来电要求我返校，参与裘教授争取到的“司法部第一期涉外律师培训班”的课程设计、教科书编写、学生面试和课堂教学，至此，我的教师生涯真正开始。该培训班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涉外律师的培训，现在绝大多数的受训者已是全国各地律师界的翘楚，律师事务所的主要负责人和知名的律师，说明当时的办班理念和手段都是先进的。
1985年，母校终于获批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点，唯一的导师就是裘教授。我一边担任培训班课程的教学，一边竭尽全力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考，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裘教授的学生，学生证编号为001号。然而，此时裘先生已经担任了更为重要的公职，从1983年到1990年，先生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期在北京工作。我很少有机会见到裘先生，但其中有2次经历令人难忘：一次是裘先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驻地接待我，办公室里面还有一张简朴的行军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寝室，裘先生就是在那儿夜以继日地为国家法治建设呕心沥血，不懈奋斗。他还在机关食堂请我用餐，虽然十分简朴，却是我人生中至为感动的一幕。第二次是1985年至1986年，也是在裘先生的亲自关怀下，我先后去旧金山麦客卿律师事务所、纽约凯寿律师事务所实习。在纽约的某一天，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篇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团出席那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会议，裘教授代表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言。我无比激动但苦于无任何联络方法，最后直接打电话给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辗转得知裘先生下榻的旅馆电话。终于通上话的那一刻的感动，至今还在心中铭记。
1987年周汉民参加学校首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评委席右二为其导师裘劭恒
裘先生是中国的法学大家，东吴大学法学流派的杰出传人。他不仅参加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出任助理检察官，还担任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顾问。他作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为1984年我国《民法通则》和其后相继制定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做出突出贡献，并亲自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英文版）》主编。此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法制化，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我时常想，一个人终其一生，如能做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就应得到历史的肯定和后人的崇仰。而裘先生一生所参与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业，足以彪炳千秋，震撼并激励所有后辈，前赴后继，努力前行。
追忆敬爱的裘先生，他精深博大的学问，坦荡正直的为人，其榜样力量无穷无尽。裘先生没有留过学，但英文的纯正和运用自如，正是他一生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裘先生对法学领域尤其是英美法系之通晓和国际贸易法领域之深入，无不说明他的学无止境、博闻强记。裘先生对上海外贸学院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法学教育领域倡导建立国际商法教研室，把文革期间深受迫害、分散各地的法学元老级人物请回学院，担当国际商法教学领域第一线的教师。
裘先生于1990年回到上海后，我时常有机会去他位于淮海西路的两室一厅、略显拥挤但又十分温馨的家里，聆听教诲，多有裨益。裘先生淡定的微笑、淡然的口吻、坚定的信仰和真挚的情怀，每每让我感动不已。在我获得副高职称之后，曾有一次与裘先生谈起未来职业的选择，先生告诉我“还有潜力，还要继续努力”，这成了我毕生的座右铭，不敢懈怠，砥砺前行。
追忆敬爱的裘先生，他力尽绵薄、报效国家、刚正不阿、忠于职守的情怀，始终让我心潮澎湃。裘先生常常和我谈起东京审判的点点滴滴，谈到他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前，当时考察他的条件就是要熟悉英美法系的法律、具有很高的英语表达能力以及仪态端庄出众。裘先生不是为做官、为发财，而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事、做好事、做成事的想法，参与东京审判。他时常向我介绍当时为了支持、支撑审判，他不辞辛劳回国进行证据调查和收集工作，特别是他如何做溥仪的工作，让溥仪成为东京审判出庭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一个证人，力证日本侵华的暴行和累累罪状。裘先生对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常常找机会为历史翻案深感忧虑，早在1982年就义正词严地表达“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他大义凛然地表示历史不容篡改，并反复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78年改革开放之际，最重要的拨乱反正事件之一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裘先生出任特别法庭顾问，为这一正义判断贡献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才华。在香港回归行将20周年之际，我同样深切地感到，当年裘先生共同参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是多么的高瞻远瞩、昭示未来。
1946年，裘劭恒（右一）说服爱新觉罗·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裘劭恒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期间与相关人员合影（后排右一）
追忆敬爱的裘先生，他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为人准则，于我，于所有的法律人，具有多么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正如一位法学前辈所言，“我们读他，就像读一本颇有深度、厚度、广度的史书与词典”。我作为他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位法学硕士生，有此荣幸长时期得到裘先生的耳提面命，多少次听他对历史的叙述、当下的评论和人生的指点，如人生长河中的星光，给人勇气和力量。多少年来，我从未听到过他任何一句抱怨和哀叹，也没有听到他任何空泛的豪言壮语。一个脚踏实地又壮怀激烈的中国法学大家，就是这样成为我们景仰和崇拜的先行者。
追忆敬爱的裘先生，仍然感觉词不达意，力有不逮。点点滴滴，如丝如缕。每年的中秋和春节，我必去先生家拜访二老，尤其是在裘先生多次住院期间，我时常和他对坐着，我汇报的多，他听的多，但说的并不多。他对我的关切，集中在我的求学和为人，始终提醒我“有潜力，但要继续努力”。我历次的工作变动，无论是在浦东任职还是世博的筹备和举办，他们都格外关心，甚至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小文章，师母都会写上评语保留着，在我去拜访时出示给我，还让我再读。
回忆我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既有崇高理想、伟大奉献，又平静如水、平淡度日的人。先生离世时已有96高寿，今年，他最亲密的伴侣，我的师母也在年届百旬之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是我人生最温暖的光芒所在，每每念起，凭添力量和奋进的勇气。先生之恩，浩浩荡荡，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